在線辦公火了。

由于眾所眾知的公共衛生事件，疊加居家隔離的客觀需要與返工開學日期的一再延后，全國大多數人都宅在家中，閉門不出。而為了在隔離期也能維系經濟的正常運轉，很多企業都支持員工在家里進行在線辦公，以期緩解因外部沖擊造成的損失。

在此背景下，“云開工”一躍成為當下主流，而國人對于“在線辦公”的關注與需求都呈井噴態勢，這從百度指數搜索曲線走勢中即可反映出來(見下圖)。

而借此機會，阿里釘釘、騰訊企業微信、蘇寧豆芽、華為WeLink、字節跳動飛書等在線辦公平臺均開放部分商用服務，旨在加速用戶習慣的培養。

再加上辦公時間地點靈活自由、節省員工通勤時間與公司運營成本、有助于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獨有的優勢，以及即將全面商用的5G在技術上的保障，市場分析人士紛紛將在線辦公視為下一個風口與未來的大勢所趨。

可是，在線辦公的前景真的有那么美好嗎?恐怕，這還要打一個問號。

倘若追溯歷史，在線辦公并不是近期形勢變化倒逼出來的新生事物，早在許多年前就已有之，而它曾經的名字叫做“遠程辦公”。

一般認為，遠程辦公是指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而興起的一種新型的彈性用工和管理方式，那些具備一定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可以自由選擇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辦公場所，如家中、咖啡廳等等，利用互聯網技術、通過遠程操控來完成相應的工作任務。

最早提出“遠程辦公”概念的是IBM公司。據公開資料顯示，早在1979年，為了緩解總部主機的擁堵問題，IBM將終端機安裝到了五位員工家里，這五位員工也得以在家辦公，這便是現代企業遠程辦公的雛形。

此后，這種新穎的工作方式越來越受到IBM員工歡迎，公司高層也意識到了遠程辦公在節省成本方面的優勢，并有意鼓勵，由此，遠程辦公大軍的規模也愈發龐大。

2009年，IBM發布的一份報告聲稱，IBM在全球173個國家共計38.6萬名員工當中，約有40%的員工沒有任何實體辦公場所，這為IBM節省了580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空間和將近20億美元的成本。而那些被IBM收購的小公司員工，同樣完全無需遷往IBM的中心辦公地點上班。

值得一提的是，繼IBM之后，雅虎、百思買等知名巨頭也都紛紛推行遠程辦公模式，在很多員工眼里，遠程辦公都是他們“最珍視的特權之一”。

然而就在2013年，雅虎和百思買先后宣布放棄遠程辦公，恢復傳統的每周40小時、朝九晚五的工作機制，引得輿論嘩然;四年后的2017年，一向被外界視為遠程辦公鼻祖的IBM公司也廢除了遠程辦公，“要么到現場辦公，要么走人(Move on site, or move out)”，再度令世人大跌眼鏡。

好端端的遠程辦公，怎么就突然執行不下去了呢?如果從企業戰略層面看，答案就顯而易見了。

相比于每一個員工的個人舒適度與工作產出，企業往往更為關注“協同效率”，即團隊有效協作、成功解決問題的速率，唯有如此才能讓公司變得“更為敏捷”(IBM首席信息官Jeff Smith語)。既然是協作，那么同事之間的彼此溝通、互動與反饋就不可或缺，而能夠帶來最高效率、最低成本的場所，依然是實體辦公室。反觀遠程辦公，各個成員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似乎極可能會拖累整個團隊的協作效率。

針對這一問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托馬斯·艾倫曾于1977年做過一個研究：他在觀察科學家和工程師的交流模式時發現，兩張辦公桌距離越遠，他們就越沒可能交流;若兩張辦公桌距離超過30米，他們定期交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該現象又被稱為“艾倫曲線”(Allen Curve)。

至此可能有人會問：難道互聯網技術的大發展，不能改變“艾倫曲線”的走向嗎?

誠然，各種即時通訊軟件與云視頻的成熟，的確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空間上的障礙，但事實上，新技術的發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另一位麻省理工的訪問學者本·瓦貝爾曾與IBM一同做過一項調查，他們發現同一辦公室里的員工對于一個潛在問題平均要交流38次，而不同工作場地的員工遇到問題時交流僅有8次，且越是相熟的人交流越密切。也就是說，雖然新技術提高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但卻在不經意間降低了人們的溝通意愿。

為什么會這樣呢?答案或許在于羅振宇所講的“1/8秒延時”，即只要通過互聯網、無線電波等手段進行交流溝通，就必然有延時存在;而人類精細的體驗、精細的人性貼近在延時存在的時候是無法完成的。這就意味著在重要的溝通協作中，如果不能線下直接面對面，抑或是不能身臨其境，那么延時必然會影響人們的溝通、協作與體驗，進而讓合作打折扣——畢竟，只有親眼所見、親身經歷，才最為真實可信，就像我們從電視上看過各地的風景名勝，卻依然熱愛旅游一樣。

不僅如此，團隊成員之間的協作互動絕不僅限于語言一項。美國評論人Jerry Useem曾舉過一個生動的例子：波音727的狹小駕駛艙里只能容納三名機組人員，這雖然算不上好的工作環境，但三個人之間無需說太多話即可迅速對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只因肢體語言起到了作用，幾個手勢、幾個很短的詞就能彼此心領神會，而完成整個任務只需24秒;要是通過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件來溝通，至少也得需要幾十條信息才能搞定。

所以，基于企業對于員工協同效率的重視，線下辦公恐怕很難被在線遠程辦公徹底取代。

再有就是，并非每個行業都適合在線遠程辦公。

一般來說，遠程辦公考驗的是人們的腦力而非體力，即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或聰明才智，即便沒有其他人在旁邊指導，也可以獨立完成任務;而那些需要多人協作、反復試驗、操作大型精密儀器與機械設備的工作內容，以及依靠體力勞動維持生計的崗位，顯然更多是要在傳統的集體辦公模式下進行。

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不久的將來，在線遠程辦公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普及，很多行業的從業者也幾乎注定與之無緣。

經過梳理，我們可以總結出四大類適合遠程辦公的崗位：

(1)IT、互聯網類

根據美國計算機行業協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遠程辦公人員的行業分布中，IT從業者占比最大，前文提到的IBM、雅虎等都是知名的IT巨頭;此外，互聯網行業的各項業務很多都在線上開展，這也給從業者遠程辦公提供了天然便利。

(2)咨詢、行研、翻譯、會計、文娛設計、文案人員

這些崗位具有典型的腦力勞動屬性，對于個人專業能力要求相對較高，對于從業者來說，只要有網絡和電腦就可以進行工作。

(3)在線教育、在線問診

在線教育最大的優勢便在于不受空間限制，無需現場授課，在家中就可以完成相關課程的錄制;在線問診也具有相似特點。

(4)記者、銷售類

這一類從業者的工作特征在于要花大量的時間在外面跑新聞跑客戶，而公司留不留工位對他們而言，意義似乎不是很大。

另外，不適合遠程居家辦公的崗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行業：

(1)制造業：包括各類生產、運營、質量品管等，很多都需要彼此協作完成;

(2)建筑裝潢行業：包括各類施工人員，從業者多為體力勞動者，需要事必躬親，方可推進工作;

(3)消費服務業：包括銀行柜臺、餐飲服務員、導游、個體攤販、酒店服務員、旅游景點工作人員、美容保健、運動健身、家政保潔、月嫂、物流崗位、外賣快遞行業崗位、出租車和網約車司機、4S店服務人員、維修保養工等等，從業者需要直面消費者并為之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工作顯然不太適合在線上完成。

同樣地，也并非每個人都適合在線遠程辦公。

關于遠程辦公究竟能否提高員工工作效率，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支持者們認為，與坐在工位上相比，在家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喜好，更為靈活地進行工作安排，比如，一些“夜貓子”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工作效率較高，那么他們白天的時間便可用在休息和其他事情上。

攜程網創始人、人口學者梁建章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人員合作的一項課題似乎更具說服力：他們以攜程旅行網呼叫中心的部分員工為樣本，并將他們分為兩組，一組在家里工作，另一組則在辦公室里工作。結果表明，在家工作的人效率更高，休息次數更少，比另一組的效率高出13%。這一結果也被不少支持遠程辦公的人視為有力論據。

然而客觀地講，在家可以靈活地安排工作只是理想狀態，梁建章等人的研究更多體現的是攜程網個案，不能代表所有遠程辦公者。事實上，經歷了近期居家辦公的人們，大多會有這樣的感受：干擾因素太多，自己很難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一會兒下樓取個快遞，一會兒準備洗菜做飯，一會兒又忍不住刷刷朋友圈看看八卦……而所謂的“在家辦公比上班還累”，很大程度上在于效率下降而導致的工作時間延長。

平心而論，遠程辦公雖然誘人，但并不適合那些自律性較差與活潑好動的人，若是長期處于一種低效的工作狀態，非但不利于公司效益提升，還會掣肘自己的職業發展。所以，對于在線辦公的前景，我們還真不能盲目樂觀。

話說回來，需求的井噴、技術的成熟與廣大民眾意識的覺醒，的確給在線(遠程)辦公的發展按下了“快進鍵”。

至于未來，我想大概率將會是公司坐班依然占據主導，而在線辦公更多起到輔助補充的作用;于所有人而言，線下集體辦公與在線遠程辦公相結合的劇情或將成為常態，而不同行業、不同公司、不同員工所采用的辦公形式也將更為靈活。不過，要如何按部就班地穩步推進在線辦公，并平衡好“自由”與“效率”的關系，將是對所有企業管理者智慧的考驗。

不過在我看來，近期在線辦公的爆火，還釋放了另一個積極的信號。

表面上看，在線辦公似乎僅僅是將線下辦公搬到了線上，但要知道，在線辦公實現的前提是要擁有強大的IT基礎設施作為支撐，而企業員工、合作伙伴和客戶的互相溝通聯系，以及對企業關鍵應用和數據的訪問，全部都要依賴于網絡通道，對數據安全性、應用穩定性、系統可操作性都要求甚高，此時，在線辦公的客觀需求便會倒逼企業去打造IT基礎設施、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統……

從這個角度看，按下“快進鍵”的不止是在線辦公，還有無數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而后者可能比前者意義更加深遠。